浅谈马国贤与那不勒斯中国学院的建立

​​在目前已知可见的关于来华遣使会士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6）的数量有限的中文论文当中其在清宫中的绘画活动始终是此类论文关注的重点，而在十六世纪来华的传教士当中马国贤的作用并非仅仅体现在绘画上，除去他所从事的绘画和翻译工作，他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建立中国学院的行为才使得其成为十六至十八世纪来华传教士当中特殊的典型。

1682年3月29日，Matteo Ripa出生于意大利萨勒诺（Salerno）的埃波利（Eboli），他15岁时被送往那不勒斯求学，[1]18岁时在维塞雷高（Viceregol）大厦前的广场上因为听到一位方济各会士的演讲而决心投身于传教事业，1701年5月10日往见圣家会司铎托莱斯（Abtonio Torres），此人成为其神师。[2]在他23岁时，教宗克莱孟十一世（Clement Ⅺ，1700-1721年在任）在传信部设立一所指导传教士学习中文的学校以便前往中国传播福音，托莱斯选送了Matteo Ripa。1705年11月26日，他与托莱斯推荐的另一人任掌臣（Don Gennaro Amodei）前往罗马成为这所传信部学院中第一批学习中文的两名学生之一，[3]他也因此而成为途次早行之客。

一、从画师到翻译

自小喜欢绘画的Matteo Ripa在罗马求学期间经常偷闲临摹，有一次在临摹圣母像时：

突然何纳多教士进来了，他的哥哥在中国任代牧主教，当时刚从中国返回罗马。何纳多听他哥哥说，中国皇帝要找懂得科学和绘画的人才。他看了我的画，认为我能胜任。[4]

此事成为其作为画家前来中国的一个征兆。

1707年10月13日，Matteo Ripa踏上了前来中国的旅途并于次年（1708）1月到达伦敦申请乘坐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航船却因为其不能携带传教士的规定而被拒绝，威尼斯大使称其前往中国是为了给中国皇帝服务，其中的Matteo Ripa是一名画家。他们因此而成行，而Matteo Ripa作为画家的身份已定。[5]

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1月，Matteo Ripa到达澳门，由当时被囚禁在澳门的教廷特使多罗（Charles

Maillard de Tournon）致函推荐给康熙帝。[6]Matteo Ripa在澳门绘制画作两幅之后呈送给两广总督赵灿，由其转献皇帝，此为Matteo

Ripa画家生涯之开端。次年（1711）1月，Matteo Ripa进入宫廷晋见康熙帝，帝赐汉名马国贤。2月7日，马国贤正式入宫成为宫廷画师。[7]

作为画家以及将西方铜版画传入中国的第一人，马国贤在清宫中上承热拉蒂诺（Gerardino），下启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但时间仅仅四年，此后大多承担翻译之职。[8]

二、培养本籍神职

抛开画师和翻译的身份，作为一名传教士，传教仍然是马国贤的本职，他也曾为此而努力。在广州北上进京的途中，他曾经向旅店老板及其子传教。[9]在初入清宫、居住于佟国舅府中时，他曾与佟氏兄弟往来密切而使得其家中多人受洗并设有小圣堂。[10]康熙五十二年（1713），他在热河为一名13岁的孩子施洗。

在传教的同时，马国贤对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策略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称其为“高傲的和浮华的传教方法”，[11]因其为了接近和结交士大夫而脱离了中国广大的民众从而造成皈依的人数不多，当时中国天主教徒人数的增加主要是依靠中文天主教书籍的流传，所以耶稣会士单枪匹马的传教方式并不能取得成功，要在中国传教就必须“培养合格的中国神职人员”，[12]因为在华传教士始终难以克服语言障碍，因此他们的传教成果不佳：

只是非常不完善地掌握了这种语言，他们永远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演讲，始终在手头保留几个能充任其翻译的基督徒。他们就这样如同是在一种永世的牢狱中度过终生，永远不了解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民众，也不能够了解在异教徒中盛行一时的荒谬与迷信，甚至也不能以任何方式与他们交往。[13]

语言障碍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则是来华传教士的人数与中国的人口基数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对此，马国贤说：

我自己很清楚中国这个广阔的原因缺乏劳动者，尽管如此，欧洲却不能提供充裕的人手，从1580年到1724年欧洲来华的传教士数量很少，不足500人。[14]

由于人数较少，故此传教士只能举行小型的弥撒而没有时间公开进行大型礼仪，而对于一向喜欢盛大壮观场面的中国人来说也就难以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促成皈依。

第三，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天主教徒的聚会会被看作是谋反叛乱性质的秘密结社，因为外国人的形象难以取得中国人的信任，故此如果在中国：

只有外国司铎，无论它们显得多么繁荣和辉煌，也只会永远都处于一种脆弱和无根基督教教团的状态。[15]

故此，如果培养中国本土的神职人员，以上三个问题均可迎刃而解，故此建立一所学校来培养中国神职就是最佳的方案。康熙五十四年（1715），马国贤在热河创办神学院。五十五年（1716），他在古北口收下3个男孩，将其带到热河进行宗教教育的尝试。[16]这便是马国贤最初建立的学校，也是后来那不勒斯中国学院的雏形。四名学生是谷文耀（Joan Bapt Ku，1701-1763）、殷若望（Joan Ecang In，1705-1735）、黄八桐（Phlippus Hoam，1712-1776）、吴露爵（Lucius Vu，1713-1763），他又聘请了中国教师王雅敬（Gioacchino Wang，1693-1738）[17] 教授中国文化知识，他为之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我刚建立的机构看上去与其说是我所称为的“学校”，不如说更像是一个修道院。[18]

马国贤建立学校以培养本藉神职的行为得到了一些身边朋友和在欧洲的一些传教士们在物质上的支持从而解决了资金问题；教宗也特意发文表扬以给予精神上的支持并授予其“教廷学院院士”的头衔，并且给予其佩戴主教桂冠以及使用权杖的特权，然而在马国贤意气风发地准备扩大办学规模的时候其办学行为却遭到了耶稣会士和中国官员的敌视。在耶稣会士看来，马国贤建立学校以培养本藉神职是与其争夺在华传教的势力范围，故此对其极力打压、指控甚至用计使得其学生殷若望离开。同时，耶稣会士还鼓动与其交好的中国官员赵昌等诋毁马国贤，赵昌还曾在新年之际惩罚马国贤的好友德理格（Teodorico Pedrini，1671-1746）以威胁其放弃学校。基于以上原因，马国贤不得不中止了计划。他开始反思，首先“中国并不是一个能使他期望建立的学校繁荣发展的好地方”，[19]其次则是之前经历的种种终于使其清晰地认识到作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代表的官员士大夫阶层对于天主教教义的敌视，反而底层百姓因为文化水平低下而受到儒家文化熏陶较少，从而更容易接受天主教的教义，故此在中国传教成功的唯一办法就是建立学校并招收贫苦人家的子弟并将其培养成为合格的本藉神职，再通过他们在中国的下层民众中传教，这样就可以形成广泛的群众基础进而影响作为统治阶层的官员士大夫，但作为这种培育过程而必须存在的学校在当时的中国则是难以生存的。[20]与此同时，

传教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康熙朝后期开始查禁不守“利玛窦规矩”的传教士。雍正即位（1723）之后继续禁教，然雍正帝的禁教政策已不再管传教士是否有康熙时颁发的“印票”，这已经是对所有传教士的查禁，实开“百年禁教”之端。[21]

马国贤神父目睹中国教难，深信唯有培植多数中国神父，才能够使中国公教继续存在。[22]

既如此，那么不如归去，十余年的宫廷生活最终改变了马国贤曾经愿意为皇帝服务终生的初衷。[23]当然，其在康熙死后决定回返欧洲也存在其他多个原因。首先，是迁居（当时的官员让其与其他法国、葡萄牙传教士搬到一起）、葬礼（马国贤反对参加雍正帝母亲的葬礼）、造钟（马国贤阻止安热罗为皇帝制作“以服务于偶像为目的”的钟）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得马国贤举步维艰；[24]其二，一方面要遵行教廷的禁令，另一方面又要服从于皇帝的权威，这种两难的境地在康熙帝死后愈演愈烈；其三，马国贤与其他传教士时有发生的矛盾；[25]其四，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根本原因，即前文所言马国贤在来华十三年后终于得出了不能只是依靠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而必须培养中国本地神职人员的结论，所以他决定返回欧洲去创办培养中国神职人员的学院。由此可见，马国贤是为了在中国传教而来，也是为了在中国传教而去，后来他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创办的中国学院正是他在中国建立学院的设想和实践的延续。虽然他不是动议培养中国神职人员的第一位来华传教士，但却是最大规模地实施此议之人，这是在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制定、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实施文化适应策略之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又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动向。[2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活计档》雍正元年（1723）记载：

十月十一日，西洋人马国贤因父及伯父、叔父相继病故，奏为恳恩给假事。奉旨，准他去。钦此。[27]

马国贤西去之时，庄亲王允禄（1695-1767）特批其带领学生谷文耀、殷若望、黄八桐、吴露爵及教师王雅敬同行。[28]雍正二年（1724）1月23日，一行人在广州乘坐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航船启程西去。[29]后来王雅敬于雍正十二年（1734）9月11日返回中国，之后一直在从事天主教教义的咨询工作，于乾隆三年（1738）7月31日在北京去世。他是第一位前往欧洲进行汉语教育的中国教师，根据方豪的考证，川沙庄允升先生家藏耶稣救世主木刻像上有王雅敬的题词，时为乾隆元年（1736），其内容意味着马国贤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在热河创办的神学院于雍正二年（1724）11月迁到了那不勒斯。[30]

三、建立中国学院

在马国贤返回故乡后，便为了创办中国学院而历尽艰辛。

传信部在开始时反对，部分是因为费用，部分是因为马国贤离开中国时没有得到允许。[31]

然而马国贤的想法最终得到了认可，他在八年的时间里逐渐克服了教廷的猜忌和办学的资金困难，最终得到了教廷、皇帝查理六世、那不勒斯大主教和政府的支持。1732年4月7日，[32]那不勒斯圣家中国学院（意大利语：Collegio della Congergazione Sacra Famiglis di Gesu Cristo）[33]正式成立。

在马国贤创办中国学院初期其资金颇为紧张，薛福成（1838-1894）在其《出使四国日记》中对此有所记载：

马国贤初造书院时，仅集资三万佛郎，约合银五千两，大抵在中国所积存者。[34]

在马国贤死后，学院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一方面来自于那不勒斯贵族的大量捐款，另一方面则是：

厥后自教王以下，迭有所输，院产之本至值二百万佛郎，每年入款约十二万佛郎，用款约五万佛郎。每一华生在院肄业，岁给千二百佛郎，皆由教王所属官员致书中国各省主教招致资送。[35]

由此可见，多渠道的资金来源保证了中国学院在马国贤死后日渐兴盛。

这是一所系统学习汉语有关课程并包括拉丁语在内的中国学院，由马国贤教授天主教教义、王雅敬教授中国语言文化知识，这些教学和宗教活动使得那不勒斯圣家中国学院逐步发展成为欧洲的第一个汉学研究中心，其成就主要体现在对中国天主教本土化的贡献、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促进了意大利的汉学发展并开创中国留学教育的先河三个方面。[36]

除马国贤、王雅敬外，中国学院的其他任课教师主要是欧洲人，也有少量的中国人。至于求学时间大约十年左右，以拉丁文、神学、西方哲学等课程为主以利于传教，对此薛福成亦有记载：

所招中国学生，专以习天主教为本业，其于格致星算之学，不过兼涉。[37]

此外，那不勒斯中国学院的宗教氛围浓厚，入院求学的中国学生要宣发五愿：安贫；顺从长上；参加圣会；服从传信部的派遣到东方传教；终身为罗马天主教服务，不加入任何别的宗教团体。[38]

在马国贤为创办学院而奔走的日子里，他从中国带出来的学生始终追随在他的身边并成为学院成立之时（1732）由教宗克莱蒙十二世行文批准接收的最早一批学生。翌年（1733）初，谷文耀和殷若望即将结束学业，马国贤陪同前往罗马考试，他们以优异的成绩过关。当时红衣主教佩德拉对殷若望说要晋升他为主教，殷若望却回答说自己的愿望是成为一名红衣主教。佩德拉为此而感到惊讶，殷若望接着说，为了信仰，他要以自己的鲜血把主教的黑衣染成红色。这一回答使得在场的众人惊讶不已，并很快在整个罗马传播开来。[39]

马国贤创办的中国学院是专门为了培养中国神职人员而设立，却也是当时欧洲唯一一所培养中国留学生的学院，该学院所培养出的学生不仅在宗教传播上表现杰出，甚至在中欧关系史上也起过重要作用。如在光绪十七年（1891）出使四国的薛福成曾记载中国书院学长郭栋臣等数人递交《具禀书》事件，[40]郭栋臣作为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先驱者，当时在中国学院任教，为“意人将改修院为公所”而率学生呈送《具禀书》现藏于意大利威尼斯圣米切尔修道院《汉口大主教区档案》，学者万明曾见其原件并在其论文《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论略》中予以展示，其中清楚地叙述了中国学院创立的原因，现抄录如下：

为持权抗案谋吞私产亟恳查办以申公法事，缘康熙年间义国教士马国贤以丹青驰名，奉召进京供职十有余年，仁皇帝日重之恩频加。初设帐京师，教育英才。及圣祖崩，马公请归，圣上恩准，钦赐大缎马匹并饬武英殿颁发路引，携华生五名航海来西，雍正二年冬安抵纳玻里府，即不惜重资构得高馆于城内，名曰中华书院，使中国子弟在院攻习泰西方言以及穷理格致等学，迄今百有余年，负笈而来者代不乏人。其有往返、居院一切用费概出马公遗产，嗣后承善士捐输，馆业渐丰。定例可留生徒三十四名，内中国人二十二名，土耳其、希腊人共十二名，历朝义国帝王时加保护，从无异说，此中华书院创立之实在情形也。[41]

根据传教士德礼贤（Pasquale d'Elia，1890-1963）的记载，在中国学院创立之前中国境外的欧洲传教士为培养东方本土神职人员的第一个学院开办在当时的暹罗首都，其中只有一个中国人。[42]而中国学院自1732年创立为始，1888年改名为远东学院（或亚洲学馆）为止，存世156年，共培养中国学生109人，[43]从那里培养出来的中国本藉神职人员分担了中国内地外籍传教士在中国境内传教的重担，尤其是在解散耶稣会（1773）之后到委托给意大利方济各会士们一个新的宗座代牧区[44]为止。[45]

最后，作为第一个在海外开办专门用于培养中国神职人员的中国学院的创立者，马国贤真正开启了中国修道者海外培育的大门，此后在办学原因、经费来源、师生构成、学生去向、授课内容等方面，近代的教会修院与教会学校都与那不勒斯中国学院一脉相承，深深地打上了中国学院的烙印，故此那不勒斯中国学院也成为近代中国修院教育的前身，更是中国近代教会学校的前身，[46]马国贤因此而居功至伟，方豪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

马国贤是该院的功臣，也是早期留欧中国教士的功臣，对于中国天主教会贡献之大是可想而知的。[4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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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柯孟德：《比郎世宁更早来到中国的清廷艺术家——马国贤》，载于《艺术家》，台北：《艺术家》杂志社，1988年，第3期。

[法]沙百里著：《中国基督徒史》，耿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法]雅克玲、泰夫奈著：《西来的喇嘛》，耿升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

[意]白佐良、马西尼著：《意大利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意]马国贤著：《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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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柯孟德：《比郎世宁更早来到中国的清廷艺术家——马国贤》，载于《艺术家》，台北：《艺术家》杂志社，1988年，第3期。

[2] Fortunato Prandi，Memoiors of Father

Ripa during Thirteen Years’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pp1-3，London，1855.

[3] Memoiors，p5.K.S.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p161，New York，1932. 转引自万明：《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论略》，载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社，1999年，第02期，第83-84页。

[4] Christophe Comenale，Matteo Ripa，un Pantre-graveur-missionaire a la Cour de Chine，p18，台湾：欧语出版社，1983年。转引自万明：《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论略》，载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社，1999年，第02期，第84页。

[5]Memoiors，p5.

[6]万明：《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论略》，载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社，1999年，第02期，第84页。

[7]同上。

[8]万明：《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论略》，载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社，1999年，第02期，第85页。

[9]Memoiors，p43.

[10]《佟国器、佟国纲、佟国维》，载于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262-266页。

[11]Matteo

Ripa.Memoiors of Father Ripa during Thirteen Years’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pp43，94，98，95，149，London，1844.

[12] [意]白佐良、马西尼著：《意大利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74页。

[13][法]雅克玲、泰夫奈著：《西来的喇嘛》，耿升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第229页、236页。

[14] Matteo

Ripa.Memoiors of Father Ripa during Thirteen Years’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pp43，94，98，95，149，London，1844.

[15] [法]雅克玲、泰夫奈著：《西来的喇嘛》，耿升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第229页、236页。

[16]万明：《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论略》，载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社，1999年，第02期，第88页。

[17]《同治前欧洲留学生史略》，载于《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学生书局，1969年。

[18] [意]马国贤著：《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83页。

[19] Matteo Ripa.Memoiors of

Father Ripa during Thirteen Years’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p43，94，98，95，149，London，1844.

[20]刘亚轩：《意大利那不勒斯中国学院与中国近代教会学校》，长春：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8卷第1期，2009年，1月刊，第51页。

[21]刘平著：《中国天主教艺术简史》，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4年，第200页。

[22]罗光著：《教廷与中国使节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71页。

[23] Memoiors，p94.

[24]万明：《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论略》，载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社，1999年，第02期，第89页。

[25] Memoiors，p129.

[26]万明：《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论略》，载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社，1999年，第02期，第89页。

[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活计档》，胶片号61。

[28]《同治前欧洲留学生史略》，载于《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学生书局，1969年。

[29]刘亚轩：《意大利那不勒斯中国学院与中国近代教会学校》，长春：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8卷第1期，2009年，1月刊，第51-52页。

[30]任筱萌：《略论那不勒斯圣家中华学院中国人的贡献》，载于张旺熹、王佶旻主编：《语言测试的跨学科探索——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水平考试中心2011年科研报告会论文集》，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11年，第321页。

[31]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p161.转引自万明：《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论略》，载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社，1999年，第02期，第90页。

[32]在不同的资料中，这一时间存在出入。任筱萌《略论那不勒斯圣家中华学院中国人的贡献》一文中记为4月7日，刘亚轩《意大利那不勒斯中国学院与中国近代教会学校》一文中记为7月25日，根据其他资料佐证，在此以前者为准。

[33]任筱萌：《略论那不勒斯圣家中华学院中国人的贡献》，载于张旺熹、王佶旻主编：《语言测试的跨学科探索——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水平考试中心2011年科研报告会论文集》，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11年，第322页。

[34]薛福成著：《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卷六《光绪十七年二月十三日》，光绪十八年刊本。

[35]同上。

[36]任筱萌：《略论那不勒斯圣家中华学院中国人的贡献》，载于张旺熹、王佶旻主编：《语言测试的跨学科探索——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水平考试中心2011年科研报告会论文集》，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11年，第320页。

[37]薛福成著：《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卷六《光绪十七年二月十三日》，光绪十八年刊本。

[38] Matteo Ripa.Memoiors of

Father Ripa during Thirteen Years’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pp149，London，1844.

[39]同上。

[40]薛福成著：《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卷六《光绪十七年二月十三日》，光绪十八年刊本。

[41]万明：《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论略》，载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社，1999年，第02期，第91页。

[42] Pascai.M.D’ella，Catholic Natice

Episcopacy in China，p39，Shanghai

T’usewei Printing Press，Siccawei，1927.

[43]万明：《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论略》，载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社，1999年，第02期，第91页。

[44]此一事件的指向应为1838年的山陕湖广代牧区分立事件，湖广代牧区恢复原有辖区，方济各会结束了对于湖广的代管，重新回到秦晋代牧区格局，成为山陕代牧区。

[45] [法]沙百里：《中国基督徒史》，耿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82页。

[46]刘亚轩：《意大利那不勒斯中国学院与中国近代教会学校》，长春：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8卷第1期，2009年，1月刊，第54页。

[47]方豪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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